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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光华日报)

今朝搞政治,没那么简单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 下午三时十八分

文:郑毅昌

马来西亚建国快54年了,50多年来我们的执政党不曾轮替。如果我们对国阵仔细观察的话,它也经历了摇动其政权的1969和1999年大选。但它还是有办法牢牢的掌控这个国家的体制。想当年,一个兴起的第三世界国,最需要的是什么?答案是基本建设。让我们回到五,六十年代,我们会发现这个年代里头,围绕在国阵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新村,如何去消灭贫穷,如何提升基本设施,其实这些都很简单——钱。有了资金,这些基本设施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对百姓来说,看到政府所谓的“发展”也许可以满足部分的百姓,认为联盟(当今的国阵)的政党是在朝办事。

接下来的70年代,我们围绕在消灭贫穷和乡区发展,鼓励工业的兴起。我们围绕在“民族福利”的问题。为了满足“民族福利”的问题,国阵的各个政党依然打着“发展”各个区域的牌子。当然,人民买账,国阵依然是一个大赢家。“民族福利”几乎是国阵的执政模式。只要可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在百姓肉眼里可以看到学校建新礼堂,宴会上可以喝喝啤酒,各种拨款,新村的道路已经铺了黑漆漆的柏油马路,买国阵的帐是应该的。最终这样的模式就变成国阵认为可行得通的政治策略。当然,对国阵来说,这些或许还可以满足把饭碗问题列为第一考量的选民。至此之后,我们都会发现,国阵的政治工作者都离不开选区服务和争取民族福利的政治招数。国阵的政治工作者认为这个就是搞政治的生存模式。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服务和民族福利为主的执政功能已经达到了它的全盛期。最为代表的服务型国会议员是开着旧车(流动办公室),专门为人民打信件的打字机——“吉隆坡小贩之父”的李霖泰国会议员。但,李氏是出生行动党的。可见,那个时候的搞政治模式是以服务型为主。所以不管你是国阵的议员也好,反对党的议员也好,你的成绩单就是繁重的服务。

到了90年代末期,我们见证了烈火莫熄至阿都拉时代,我们见证了各种的变化。那就是,城市地区和半城市地区的人们开始懂了问政的功能。在像吉隆坡这样的城市选区,在教育水平和知识的提升后,城市地区的选民开始有了问政的能力。我们常听到,为何城市的华人选民都投反对党?或许让我引用中产阶级取代以种族来区分选民会比较好。城市的中产阶级开始有了过问的能力。他们的脑袋里面充满了各种问题,如:为何贪污那么严重?为何警察无法保护我们的安全?在互联网上传播有关政治事件的视讯短片和新闻是可以让他们去窥探及评价一些事件的发生。当城市的中产阶级开始有了醒觉和过问的精神,自然他们就会利用他们手上的一票。2011年砂州选举就是一个例子。不管国阵派谁登场,是清流或是浊流,人民就是不买你国阵的帐!

当然,照顾社会福利是民联的政治工作者也必须做的事情,例如:选区服务等。这些国阵留下来的政治模式,你不照办人民也许不买你的帐。如果人民对他们的评价是“都没看到人”,“没有看到积极表现”,“红白事都不出现”就难以继续立足咯。但从我观察所得,民联的议员除了红白事外,不一样的是他们多了一个国阵工作者难以学到的功能——民联比国阵更会搞政治。民联除了要照顾当地的选民,部分的民联议员会提出并施与良政,如:反腐败、监督执阵党、自由、民主、人权、消除种族主义的口号。中产阶级要听的不是如何为民族谋权利,而是确保民主和公正。

民联的问政功能

对于民联的口号和宣言(例如:橙皮书)即使执政党在追问,民联是否做得到?但在人民的眼中,会不会做的到的问题言之过早,至少民联敢说出来。即使最后民联做不到这一步,过了一段的时间,人民可以让政权再次轮替就行了。马来西亚人民要的是一个希望。民联比国阵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在贩卖希望,希望是很美丽礼物,让人充满期待和幻想。它贩卖了监督国阵和制衡的物语。当城市的中产阶级可以解决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他们把手上的一票投给了你,就要你好好在国会说话,扮演着制衡和监督的角色。至今,国阵的搞政治策略还是离不开“服务”和谋“民族福利”的字眼。是的,在半城市地区和乡下地区(这里指包括以马来选票为首的开垦区选民)这些相对平静和安逸的地方还是像以前一样,买服务型政治模式的帐。在这些地方,已经由50多年牢牢稳固的国阵政以“服务性”的执政方式,还可以保住其政权。但这样的服务模式可以保住多久呢?10年或20年?如果这样的思维存在的话,那么和“能活一天,就多活一天”的态度有何分别?当人民的生活水准渐渐提升变为中产阶级的时候,同样的人家将不会在买“纯粹服务性”政治工作者的帐。

如果国阵还保留以“服务型”和各自为自己争取“民族福利”的搞政治方式,恐怕城市选区是保不住了,而同样的情况慢慢会延伸至半城市的选情。如果要做一个称职的执政党,国阵还必要学会问政。如今民联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做执政党了,当民联会操作一个政府后,它固然会面对问题。但是,至少它在推行一些以问政和希望的策略。当今,国阵需要的不是一个转变(难道你要像民政党一样,转变到让人民一巴掌,不小心把你给打死了?)。当然,在问政的的过程,国阵需要处理自己的历史包袱,这个会是痛苦的。但,唯有面对自己的历史和错误,这样才可以进步。同时,国阵需要做好监督反对党的功能,以在日后可能需要监督民联。此外,也要做好成为执政党的必要。它需要的是一个维新,或许改革能让它朝向中兴。不然的话,就“得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了。

(作者为拉曼大学讲师)

资料来源:

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1/06/1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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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入学年龄牵动了什么?

文:郑毅昌

今年12月21日副首相兼教育部长宣布,教育部即将建议设定入学年龄为5岁,并且做出研究和探讨。其实在今年6月份,副首相兼教育部长就宣布政府希望在5年内落实5岁入学的政策。同时也意味着学生可以提早完成正式教育,为我国劳动资源带来深远的影响。所以,在第10马来西亚计划的期限内完成5岁入学的目标。

其实,5岁至6岁是孩童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段时间孩童的抽象逻辑能力刚刚开始萌芽,对事物很明锐,求知欲旺盛,对周边的事物充满好奇心,但同时要加以注意的是在这个年龄层的孩童在自制能力上还很弱,好动,精力充沛,注意力还不稳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要有一个适合和良好的教学方式的方案来进行教学。这个情况下,幼教可以是一个方案。如果说要孩童5岁入学,是否政府有想过把幼教一部分的教学法,纳入主流的小学教育制度?或将幼教纳入主流教育制度是值得考虑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教学法,以便照顾年幼孩童的心理建设身。在这个年龄层次来说,对孩童的教学法着重的不是以考试评估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来衡量孩儿的成长。

导致社会结构变化

提前了孩子的入学年龄,其政策也会导致社会的结构产生变化。如果真的实行的话,学生就会提前以更年轻的年龄层面对社会,不管是到都市谋生或深造,他们即将面对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忽列受边缘化的学生,例如,因为面对家庭经济能力不佳,成绩中下而被迫辍学的学生呢。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单单华社就面对华裔中学生每一年约有25%辍学率。如果提前入学的政策执行了,对于半途辍学的而相对年幼的学生和没有经过技术训练而被迫出来谋生,可是却还没有到达法定年龄,这样是和现今的劳工法律起冲突。年纪相对年幼的辍学生加上没有获得任何技术的训练会带给年纪轻却被迫出来社会谋生的学生掉入窘境。如果要执行提前让孩儿入学的政策,必须先解决当今的教育问题。

在教育政策上政体也应当考虑其他国家的情况作为借鉴,如果我们参考欧洲先进国家我们可以发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爱尔兰的入学年龄为6岁;而丹麦、瑞典、芬兰则是7岁入学,只有英国是5岁入学。政体的智囊团,咨询人必须找出一些国家的个案作为参考。当然决策人必须理性分析,加以探讨。

提前了孩童的入学年龄,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市场将充满更多年轻的生力军。对女性而言,提前完成义务教育可以让女性拥有更多深造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学历,这样可以推前建设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对于希望提早组织家庭的女性来说,政体必须要执行对于女性的福利政策,例如90天产假是政体和私人领域必须考虑的事项,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教育是有连贯性的。更会牵连了很多政策,政体必须谨慎考虑年幼孩童的学智,心理建设至要考虑的劳动政策,市场的扩张与维持等等。一个教育政策会改变我们的下一代,也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政体必须小心规划,当儿也必须开明的接受各方的意见和批判才得以创立一个完整的政策。

(作者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SEDAR Institute》政策分析员)

光华日报电子版: 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0/12/28/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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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住人才, 就是留的住江山 (刊登于光华日报)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

文:郑毅昌

人才,广义来说是什么?有用之人?才华横溢?专才或专家?社会的改革先锋?抑或,人才都是年轻人吗?脱离富丽堂皇的辞藻,其实人才通常和建国或国家的灭亡有着间接性和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不是如何分别人才,如何构思人才所应具备的学术条件或经验,而是要探讨究人才在一个国家的“造势”和带有哪些衔接性关系。

如果你出生贫寒,家里没有几个铜板或资本,那么你应该如何改善生活呢?寒窗苦读会是一个办法,人人平等,运用上天赐给人类一样大小的脑袋,紧锣密鼓的温书,累积知识和发挥智慧。同样的,对一个缺少天然资源的国家或地理优势不佳的国家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栽培人才,栽培人才及保得住人才就是在建国上的一个突破。水可载舟,即可覆舟。人才可以为一个国家创造前景和希望。但不晓得惜才也会推翻一个政权。由古至今,国家的灭亡,维持和崛起都和人才有间接关系。如何说呢?

历史借鉴

我们先以部分历史作为借鉴。清朝末期,清政府曾经在洋务派的主张下先后派了一共四批或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然而,思想腐旧几乎是清朝当权派官员最坚持的道理,在守旧的思维下,清朝思想封建的官员害怕在西方受教育者称为“假洋人”,或我国人民较为熟悉,带有贬义的话法就是怕他们变成“红毛鬼”或“香蕉人”,结果清廷下令全体幼童回国。

而在这批儿童中有两个孩童继续留洋并顺利完成大学。后来这两个人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是詹天佑和矿物工程师吴仰曾。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设计师便是詹天佑,另外一个人才是矿治专家吴仰曾。试想想,两个人才都可以响当当了,当年如果不是清政府的官员守旧,120留学的幼儿可以变成多少个领域的人才?这数目简直就是一个建国精锐部队了。

清朝选择了守旧的思想和制度,墨守成规,最后它送葬自己,亡国也!同样的,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到日本留学并在日本高等学府留学的壮丁真的不少。比起到大英帝国或美国,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选择了军事和政法,这些东洋回来的留学生选择协助孙中山先生的有黄兴,陈天华和邹容。他们学的是民主、宪政等,他们也就是孙中山身边收拾腐败的晚清政权的人才。

吸收栽培人才

新加坡,一个岛国,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她唯一的资本就是地形上的优势和她的国民。在这样的情况下,配合区域战略的优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善用人才。你可以培育有素质的人才,同一个时间,吸收世界各地的人才。当人才找到一个属于他们发挥的平台,为你卖命是肯定的。

若你有一套吸引人才的策略,你就可以留得住人才为你卖命。试问有多少个领域人才聚集在新加坡这个小岛上?当然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但,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最基本的说法,你如果有个文凭,你就可以在新加坡找个平台发挥。日本为何可以在二战后立刻在短时间内重新崛起?

其中原因是自从十九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就已经提倡知识和形成栽培人才的大环境。所以,就算日本在二战中被轰炸成废墟,加上她是个战败国,但是什么东西可以使它一眨眼就重新变成一个电子产品大国?那是建立在自从明治维新开始的人才栽培和善用一切知识的风气,有了已经深根柢固的知识基础再加上美国的援助,日本很快的就变成一个科技大国了。说穿了就是,当一个国家没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你惟有动用脑袋,也就是有素质的人力资源。

一个政体要明白一个道理,人民是需要吃饭的。对政体来说,也要付出代价和努力,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是政府要明白的道理。如果政府有上策,也就是政体可以规划一些政策吸引人才,下有对策的人们,也会评估政体提出的卖点。

我们借鉴了历史、日本和新加坡以后,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在大马首相纳吉的努力下,我国即将在明年1月启动专才机构(Talent  Corporation)招揽大马海外专才回国。其实前朝政府也曾经透过人才计划(Brain Gain)和专业人士回归计划(Returning Expert Programs)希望人才归来。最后也只能得到大约3000多人的申请。

为何人才凋零?

为了江山社稷,首相纳吉启动专才机构(Talent Corporation)是一个良好的政策,但是后果必有前因,要招揽人才必须去除一些政策上的矛盾点,一些导致“锁国”的政策必须加以检讨。我国目前有大约70万人生活在海外,其中有半数是在新加坡,其次的主要在英国、澳洲和美国。

根据外交部副部长柯希南在国会的回答,2007年共有139,696万大马人移民海外,而从2008年3月至2009年8月共有304,358万大马国民移民海外。而政府估计移民海外的大马人中有百分之五十是专业人士。至今,根据全球移民国际劳工组织截于2010年10月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有78万4900名大马人定居在国外。这数据证明,我们并非人才凋零啊,而是人才出口国,马来西亚好多人才“流亡”海外。马来西亚的人才生活在海外!

首相纳吉说得好,在政府即将在明年一月启动的人才机构同时也会在一些鉴定的领域中制造商业机会,方能同时积极吸引在海外服务的专才大马。政府掌握了体制,当然有本事制造这个空间。但是创造出来的空间,葫芦里的关键是—政府必须奖励人才。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让人才的发展空间受钳制,学会给予人才发挥的机会与空间。例如在一个医学研究领域的专才,你总要给他空间和自由的单位专心做研究,这样人才方可以交出成果。

对于经济策划的人才,如果他的提议书是批判政策,后提出方案的话,那么政体就应该要有宽度坦然接受,加以改善。一个专才如果觉得他所做的东西是没有成果,将会转向其他国家,或大企业的商业智囊团,这一点都不奇怪。有的时候,薪金对一个专才可能是其次,发挥的平台和空间才是最重要。同时,成果也是人才累积资历的一种方法。

通过绩效成果断定

为奖励人才,一个政体得确保其系统减少官僚上的为难。同时确保一个权威或专业的成果是通过绩效和成果来断定,并非权力和把戏断定一切,更不是把人才放在冷凳子上。以上的例子很戏剧性吗?奖励人才就是给予他人发挥的平台,要创造良好的空间,政体切勿小看细节性的问题,以上的细节问题累积而成的就是阻扰人才留下来的障碍。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成败,关键于她会不会珍惜人才、善用人才。首当其冲必然是要检讨政体本身的政策。政策的公正及绩效对专才来说才是诚意。如果你奖励应该奖励的人才,薪金的诱惑并不是主要.对一个专才而言,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大环境更加重要。专才也是人,是人就会判断哪些地方适合他们发挥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政体如果明白了,招揽人才的机构和其政策就不会沦为新酒瓶装旧酒的政策了。

如果一个政体珍惜人才,提供了大环境,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到处“通缉”人才,甚至还面对到处“通缉”不到人才的窘境。所以留得住人才,就等于留得住江山!

(作者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Sedar Institute》政策分析员)

光华日报电子版: 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0/10/18/51.html